关于艾滋病,别再被影视剧误导

  2015-12-25

纪录片《在一起》中,郭富城给艾滋病患儿胡泽涛擦眼泪。

《费城故事》剧照

  国产电影《夏洛特烦恼》中,梦境中的夏洛遭遇背叛,在孟特娇-元华-秋雅的传播链条中被感染HIV,短时间内就濒临死亡;国产电影《最爱》的结尾,章子怡饰演的琴琴,把自己浸在冷水里,给同样感染HIV且已经发病的丈夫降温;美剧《同志亦凡人》《平常心》中描述了男同性恋群体,大部分艾滋病患者多因为性滥交感染;美国电影《费城故事》中,汤姆·汉克斯因患艾滋病而遭到公司解雇,于是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影视剧中描写的艾滋病,往往有着固定程式:从感染到死亡的时间很短,患者症状往往是发烧,体重迅速下降,男同性恋居多,立刻会被公司辞退……但事实上,这些并不是艾滋病的真相。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四川省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江华、资深青少年心理咨询师李春漫、中华红丝带基金副秘书长叶大伟,分别从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来弥合影视剧与现实的距离。

  医生:艾滋病感染者的存活时间已达40~50年

  江华从事临床和基础医学研究15年,曾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艾滋病顾问,也是国内知名艾滋病公益组织“爱白成都中心”和科普网站“三思科学网”的共同创始人。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影视剧中表现艾滋病,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它当成马上会死亡的不治之症。

  “事实上,当今医学对艾滋病的治疗,已经能让感染者的平均生存时间,高达40~50年——也就是说30岁感染了,依然能活到七八十岁。”江华说,“美国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艾滋病感染者的平均寿命,只比未感染者减少两到三年。而随着艾滋病医学研究的快速进展,专家们普遍认为,再有20年左右,或许就能达到治愈艾滋病的目标。”

  江华还指出了影视剧中一些常见的错误说法:比如,艾滋病患者一定会发热。那是因为在早期没有药物的情况下,很多患者由于肺部感染死亡因而发烧,但现在并不成为绝对。再如,很多宣传资料和影视剧对HIV感染以后的“早期症状”做了过分渲染,以至于很多人在发生高危性行为以后,以所谓“早期症状”进行“自我诊断”。其实,这些“早期症状”只在不多感染者中出现,而且症状都过于普通,或许仅类似普通感冒。

  江华认为,目前对艾滋病的科普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关注度不够,媒体也只在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才会想起这个选题;二是宣传本身不到位。

  “在青年人群中,艾滋病感染者这几年增长很快,分三类情况:一是男同性恋,我们只教育说要使用安全措施,但没有说要消除对同性恋的歧视问题;二是其他人群,在被‘大部分新增艾滋病感染者是同性恋’的宣传口径下,会觉得这与自己无关;三是与娱乐性毒品相关,这类毒品的致幻性特别强,但由于成瘾性相对较低,年轻人觉得可以玩,但经常醒来后都不知道自己昨晚干了什么。”江华说,对这类情况的宣传不到位,艾滋病的预防是无法成功的。

  12月22日,江华所在团队主持开发的手机App“A健康”在苹果商店正式上线,短短一天就有超过3万次下载。这也许并不是特别大的数字,但“A健康”是国内首个艾滋病感染者的治疗管理软件,为其提供治疗、饮食、生活、社交等一系列自我管理和支持服务。

  “A健康”的使用者们在上面分享心得、互相鼓励。有的关于药物治疗:“吃药物第5天了,刚开始会头晕,现在慢慢适应了。”有的关于艾滋病患者的爱情:“我们是A(AIDS)后在一起的,两年,已经注册结婚。”还有关于对生活的希望:“开心一天是一天,忧愁一天也是一天。生命的意义不是长度,而是宽度!”

  心理学家:青少年对艾滋病的关注度最高

  根据国家卫计委数字,从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学生中新报告的艾滋病感染数从482例上升到2552例,其中经男性同性性传播的比例由58.5%升至81.6%。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每年新报告的艾滋病总人数当中,在城市里,高校相对比较集中。”

  百度搜索推出的艾滋病大数据报告显示,近3个月,百度关于“艾滋病”的整体搜索热度达到了598万,其中“2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群体是对艾滋病关注度最高的群体——“19及以下”占比为22.61%,“20~29岁”占比为65.64%。

  资深青少年心理咨询师李春漫分析,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增加,与艾滋病科普没有跟上有着密切关系,而影视剧的误导又让青年增加了对艾滋病的负面感知。“大学生一方面知道不安全的性行为有传播艾滋病的可能,但另一方面又不具备如何保护自己的意识和措施。”李春漫说,“年轻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心理特点,就是不管这事儿多么可怕,但没落到我头上,就有侥幸心理。”

  李春漫在观看影视剧的过程中发现,一旦剧中出现艾滋病,国外往往是和男同性恋相关,国内往往是由于性滥交和卖血,对情节发展和人物情感起到很强的推动作用。影视剧的艺术需求,和观众的心理预期,互为因果。

  “影视剧给观众一个暗示:艾滋病是很糟糕的病,得病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而且传染性极强。得癌症也会死亡,但恐慌与歧视,赋予了艾滋病疾病之外的隐喻。”李春漫说,“很多艾滋病感染者被赋予道德的评判,是不被周围人接受的,还会被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嫌弃。人是社会动物,被人群孤立的时候,就失去了存在感。”

  北京交通大学计生办主任康俊曾对媒体表示:“从保密角度讲,不能单独给他们(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一个房间。你表面上对他们是照顾了,实际上容易暴露他们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也容易让他们心理上感觉到‘我会受到学校的特殊关照甚至是歧视’。”

  在实际临床中,李春漫几乎没有遇到过真正的艾滋病感染者前来咨询心理问题,更多的是一些没得病却“恐艾”的人群。“我们在拍摄防治艾滋病宣传片的时候,对艾滋病患者的形象、行为有夸大和刻板的成分,在教育的同时,却让人产生了恐惧和歧视心理”。

  社会:消除歧视与恐慌,像对普通人一样看待这个群体

  在国内,广东、陕西、湖南等省已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感染艾滋病病毒为由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并应当为其病情保密。然而,中华红丝带基金副秘书长叶大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实际情况中,绝大部分用人单位会千方百计让艾滋病感染者离开,用排挤、冷落、调岗等各种方式。他们不会因为艾滋病这个理由失业,但会被找到很多借口造成事实上的失业。”

  叶大伟说:“早期的艾滋病宣传片中,患者总是瘦得皮包骨头,让观众觉得特别恐怖。那是因为在鸡尾酒疗法发明之前,的确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现在有了药物治疗,脂肪流失的几率和病例少之又少。”

  叶大伟认为,影视剧作为大众传播的手段,一方面应该承载关于艾滋病的基本常识,另一方面应该消除歧视和恐慌,不然就会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造成侵权,而“侵权是社会冷漠和退步的表现”。

  中华红丝带基金是由全国工商联和20余家会员企业共同倡议发起筹建的致力于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全国性公益基金组织。叶大伟说:“从我2003年加入这个行当,我就对艾滋病感染者没有恐惧。见第一个感染者时,就和他一起吃饭,我觉得他比我还壮实。”

  该基金还参与了电影《最爱》、纪录片《在一起》、公益广告《我们在一起》等艾滋病相关影视作品的拍摄。 2005年,6岁的山西孩子胡泽涛被确诊感染艾滋病,渠道为母婴传播。2009年,著名导演顾长卫在网络公开招募艾滋病感染者出演电影《最爱》或参与电影幕后工作,并在征得感染者本人同意后,将此过程拍摄成为艾滋病反歧视公益纪录片《在一起》。当时10岁的胡泽涛成为被选中3名演员中最小的一个,也由此成为国内唯一一个出镜不需要化名和打马赛克的艾滋病患儿。

  不可否认的是,就医、就业、就学,是艾滋病感染者目前面临的三大难题,歧视和恐惧依然没有消除。拍摄《在一起》时,剧组在胡泽涛家拍下了这样的镜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火锅,父亲和继母夹菜给孩子。为什么不是孩子自己夹菜?父亲一怔,说是怕孩子不小心,淋到了外面。如今,胡泽涛已成为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的班长。他希望自己以后还能有机会上大学、进入社会工作。

  叶大伟诚恳地说:“早些年觉得他们是弱者,要给他们帮助。这几年我觉得,要像对普通人一样去看待这个群体,给予人格上的平等,这也是他们最需要的。我们并不是在帮助他们,而是在帮助自己,帮助这个社会和国家。”